徐州汉兵马俑研究
邱永生
1984年12月至1985年度徐州东郊狮子山发现的兵马俑,是我国继秦始皇陵兵马俑和咸阳杨家湾汉兵马俑之后的第三次重要发现,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目。
经初步勘查证实,徐州汉兵马俑共有四个俑坑,一个马坑。现发掘的第一、二号坑计藏俑约2700件左右。数量多,品类繁,步伍严整,独具风格。本文就已初步发掘整理的材料,以第一、二号俑坑为重点,试从兵马俑的性质、年代、墓主及某些有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狮子山位于郊区狮子山乡的狮子山村,海拔61米。兵马俑的发现地点即在此山的西麓下沿。发现前此处系徐州市第一砖瓦厂(又名狮子山砖瓦一厂)取土坑的一部分。俑坑系直接开挖在山坡上。为长方形竖穴形状。因受破坏,原坑的高度已不详。坑长均约28米左右,上宽下窄,现存上口宽约2米,底宽1.5—1.7米,坑底存地面深0.2—1米不等,东浅西深。俑坑的建造比较简易,即挖好坑,放置兵马俑,再用挖出的土掩覆,没有发现其它保护设施。俑坑内的土质较疏松,且多含外表呈褐色的料礓石。坑外侧为纯净而质坚的料礓黄土。坑底稍加平整,但局部有山石凸露,显得较为粗糙。一、二号坑皆东西走向,在其南侧约五米处有一与之平行的三号坑,规模相当。又在一、二、三号坑的东侧发现与之垂直的四号俑坑。另经勘查,在以上四坑之北约150米处有一马俑坑,此俑坑中马的造型和风格与一号坑中四马相近。
下面根据已发掘的第一、二号俑坑,对这批兵马俑的种类作一简略的考述,以便进一步作些探析。
马俑:4件,出于一号坑东段西端。全长70厘米,高60厘米。背健硕肥壮,造型稳重。眼似铜铃而有神,双耳前竖,状如削竹,额顶之鬣呈圆形,鼻骨隆突,马颈上有整齐的剪鬃。马臀浑圆,四肢有力,马尾束而下垂。马头、马身、马尾、四肢皆为模制组合而成。
指挥俑:出于四马后部正中位置,高54厘米。头戴冠帻,两颊有风带系结颏下。此俑长袍肥袖,交领右衽,下穿肥纨,足著双尖翘首履。曲肘拱手贴于腰际,拱手正中部位有一小道横向切口,应为置插指挥器具,可能原是木质模拟物,因年久腐朽而不存。另在其腰左肋亦有一斜贯的小方孔,原当作为挎剑之用。此俑清秀端庄,姿态优美闲雅。
冠帻站立俑:以此种数量居多。头发皆中分向后梳理,前额有束发红带,外罩以有风带的冠帻。此种俑多穿双层紧袖长襦,外罩圆领齐腰短袖衣,足登齐头履,背负箭箙。左臂自然下垂握拳,拳眼向前上斜出,右臂屈曲置于右前方,右手半握而内勾,作把握状,似作一手握兵器,一手执盾的姿式。有的穿平下缘的短襦,内服有上广下狭的左右摆,可能就是史书上所称的“袿衣”。或双手抱拳置于腰际,作执长器械状。另一种则外罩甲衣,双臂下垂,双手皆握拳,作按捺样,亦为持兵器状。
发辫俑:穿右衽双重衣,曲领高厚,露出衣外,袖口宽而翻卷下垂,外罩有披膊甲衣。头结发辫,其方式是先将头发后理,再分成二股编成发辫,再将辫子反剪向上,用两端上翘之月形冠饰固定于头顶。左手作把握状,右臂曲肘前握拳,有拳眼贯通,原当系置长器械。此式俑面部刻划细腻生动,表情丰富,蹙双眉,口半启,整个神情若戚思貌。
跪坐俑:一种是戴圆形帷帽状头盔,仅露面部,下披及肩。穿宽袖战袍,呈跪坐姿式。双臂下垂微前曲,双手皆作抓握状。此式俑皆肩宽体厚,背负箭箙,观其装束,应为文献所载“抱弩负兰”的弓弩手无疑。
另一种头带冠帻,穿窄袖长襦,后腰结带,外罩小圆领短袖衣。呈跽坐姿式。双臂屈伸向前,左手五指并拢,掌心向下,作半握状;右手握拳,呈把握状。
发髻俑:数量较少,但姿式多样,或站或跪。其较特殊的是头部装束与它俑有别,其发式是中分向后梳理,结左、右二圆形髻于脑后。此俑面部较其他俑类小而圆,显得年轻而纯真。
仪卫俑:除一件见于一号坑西端第一排中外,其它皆见于四号坑中。头戴冠帻,著双层右衽长袍,衣长过膝,下穿肥袴,足穿双翘尖首履,双手握拳置于腰右侧。在此俑的附近多出细木棒痕迹,内为黑色朽木,外呈红色,原应为此式俑所执物。此俑眉目清秀端庄、姿式优雅飘逸、神情持重。
这批兵马俑都系陶土制作,陶质细腻而坚固。多呈青灰色,扣之铿然作响,也有少数呈褐黄色。其烧成温度在700—1000℃左右。制作方法是采用合模制作,残俑内腔可见制作时留下的清晰的手指按捺印纹。兵俑一般是头与身体分造,颈部制成长圆锥形。以插入中空的体腔。其身躯部分则以前后两片合模粘接而成,也有部分俑的双臂分制而后粘接于体腔的。一般地说,合模粘接时是在坯体未干时进行,然后再在粘接部位加以修整。兵俑体腔空而双足实,马俑体腔中空而四肢为实心。这样,便可增加它的支撑力,不易变形。在兵俑的足心处,也常发现有二圆形小眼,概为当时以小木棒插入,一方面支撑俑坯阴干而不易变形,另一方面则可能起到焙烧时作排气之用。在马俑的下腹中部,制作时留下了一较大的椭圆形孔,作为通气用,以避免陶马在高温焙烧时爆裂,可见当时制作工艺的先进。兵马俑在成坯入窑烧成之后,便是进行彩绘。从发掘的现状看,因地势较低,土质粘湿,长期浸泡,彩绘保存较差,多已斑驳难辨。从少数保存较好的俑身上可以看出,彩绘的颜色有红、白、黑三种,以红色为主。方法一般是先用白彩遍涂俑身作底色,然后再在其上绘红彩或黑彩,红色主要涂绘俑的冠带、发辫、面部以及衣袍的领、袖、下摆等,即两汉文献中常提及的“缘诸领、袖”。另外,红彩亦用于马饰。黑彩主要用于涂绘甲衣,可与文献中所提及的“玄甲”相印证。
关于这批马俑的性质问题,它应类同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和陕西咸阳杨家湾兵马俑,是作为陵墓的一部分,不应像有人说的那样存在窑址的可能性。这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说明:首先,俑坑排列整齐有秩,俑的面向基本朝西,各种类俑的排列组合有其一定的规律性,错落有致,结构较为严谨,绝不可能是一般的随意堆放,而是人工刻意为之。再者,在俑身上多涂有红、白、黑等色彩绘,这种现象是墓葬中所出器物的共性,即作为墓葬的明器而特意制作的。另外,我们在清理时还发现兵马俑坑中伴出有带红漆的木棒痕迹,涂有红彩的块状布纹遗迹等等,应为此兵马俑的特制的象征性器物,如兵器、仪仗器具、盾牌等。
关于马俑和指挥俑的关系问题。马俑四匹并列,颈鬃直立而整齐,应是作过精心修剪,在马的口裂内端有一圆形小孔贯通两侧,原当系穿置马衔之用;马身绘有红彩带状饰,以示马缰等附饰件。马尾束而下垂,同于秦始皇陵出土闻名中外的二号铜车马马尾装束。此外,在四马的背后出土有不少块状涂硃漆的木质痕迹,都可说明这四匹马原当是拉车之用的。在距四马后约20厘米处发现的指挥俑更可证明之。从此俑的神态看,专注而威肃,大有叱咤风云,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他的身份可从其立于驷车之上,周围簇拥着大批兵士俑,显示其地位的特殊。此俑衣服宽博,曲裾长袍几掩双足,著大口袴,也就是《汉书》中所称的功曹官属多著“褒衣大袑,大袑即大袴,是西汉前期较为通行的式样。此俑的高度也远高于其他兵俑,高53厘米,而其他兵俑一般27~43厘米。在现已发掘的俑坑中,此俑的身份最高无疑。根据徐俑的指挥俑的姿式、装束,可推测其为墓主人的高级功曹或官属。另外,此俑与咸阳杨家湾汉墓车马或坑中出土的俑及马王堆帛画中有关人物相类,也可反映出当时丧葬有统一的规格和标准。杨家湾大型汉墓的四号车马坑中除车马以外,在车后立有二件彩绘陶俑,佩剑、双手合拢于胸前。在六号坑中的8号车,车上站一人,白袍,持剑;车后有兵俑持戟拉弓相随。而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虽未发现有车马坑,但是在棺室西壁所挂的帛画上发现有车马行列。右上方绘有一立于华盖下的佩剑者,后随一长列侍从,其下还有数十名全副武装的持盾士卒;上方绘有车马行列,右下方亦有立于华盖下的佩剑者和十余列侍从。
徐州汉兵马俑的驷车上是否有华盖,已不得而知,而指挥俑则原确系佩剑立于车上的,随从的兵俑中持盾手势亦不少见。
从徐州汉兵俑的布局看,四个俑坑基本是一较完整的组合。俑坑中部分俑的面部带悲怆表情;一号坑西端出土的一件仪卫俑,似起仪仗和先导作用;四号坑中排列的仪卫俑,皆面西而立,双手执物,与其他俑坑相呼应。因而,这组兵马俑很有可能是一种仪仗队形,或与祭奠墓主人有关。但从另一方面看,它的排列亦与秦汉时的战阵有一定的联系。纵观一、二号坑,每坑中皆排列成两组长方阵形,其中一号坑的东段以四马俑为首。两组方阵之间有2.2米左右的间隙不置俑。虽然在坑中的少数地方,俑有因匆忙而错乱的现象,但仍可看出其排列及组合的规律性,从中反映出当时的军事编制和组织情况。第一,它反映了西汉时普遍使用的行伍部校中的“什伍制度”。在一、二号坑的西端,即兵马俑的最前排,明晰排列的是一号坑五件俑,二号坑十件俑,且排列整齐而匀称。汉代军队是以部曲为基本编制的,而什、伍则是军伍中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一如当时的“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的制度。西汉晁错在论述匈奴与汉军利弊时曾提及:“……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汉书·爰盎晁错传》)颜师古注曰:“五人为伍,二伍为什。”而徐州兵马俑中的其他每排一般也排列5~10件俑左右,基本与所载相符。第二,反映了西汉时郡国有常备兵这一事实。《汉书·刑法志》:“……汉兴,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文景之世,匈奴入寇,亦有恒发郡国兵的文献记载。第三,徐州兵马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与中央直属部队同时并存的地方部队的某种差异。我们从它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兵马俑的对比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些。杨俑的2000余件兵马俑,步、骑兵自成方阵形列,组织更为严密,显系仿制汉时军阵送葬的形式。其主人据推测为西汉前期大将周勃或其子周亚夫。因墓葬靠近当时的首都长安(今西安),则其送葬军阵必系仿自中央直属部队;而徐州则远离首都,属于东方封国——楚国的地域,因而,所用军队送葬,表现的必系郡国的部队,少骑兵而多步兵,显具地方特色。这点与文献所载也是相吻合的。如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吴少将桓将军曾说过这样的话:“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当时楚国的情况应与吴相近。史载吴、楚常常相提并论。《汉书·地理志》:“本吴、粤(越)与楚接比,数相兼并,故民俗略同。”吴楚两国相互为邻,地理环境及自然条件颇有相同之处,在军事组织方面自亦大同小异。
关于兵马俑的时代问题,在上面论述中已有提及,因为目前尚未发现有确切纪年的题文或器物,所以只能据其自身的造型特点、工艺制作、服饰装束、艺术风格诸方面,并结合现有的考古资料作一初步推断。首先,我们从这批俑的造型上,可看出它们普遍具有汉俑的特色,即虽个头不大,但采用了我国传统的雕塑造型手法,即重在传神。多数俑的造型细长而扁削,这可以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所出的木俑以及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群中的俑相类比,都属于同一种风格。只是马王堆和凤凰山的汉俑多以木制或整木雕成轮廓后,再涂以红、白、黑等彩以显示俑的面部特征。较讲究者更在俑身著以丝质袍服。其中包含了地区性的差异。徐州兵马俑皆以陶土制作,模制烧成,再行彩绘,即告完成,在工艺上有明显的进步。此外,它与西汉前期的杨家湾汉俑以及西汉阳陵陪葬墓出土的彩绘陶俑颇多相同之处,即使它们的尺寸大小也很相近,兵俑一般在40~50厘米,马俑则在50~70厘米。
其次在服饰方面,所著之冠帻皆为西汉时习见。衣著多作曲据深衣式,深衣制服是西汉时广泛流行的服装式样。今天我们仍可以从画像砖、帛画中看到实例。这种衣着在《礼记·深衣篇》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它“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孔颖达正义:“以余服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这种服式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幅向后交掩的曲裾。徐俑中的冠帻中跪坐俑、发辫俑等均身著深衣。
再次从兵马俑的制作工艺来看,俑皆为模制,施彩绘。尤其是制作的四马俑,敦厚稳重,肥硕健壮,是西汉时共有的风格。其马俑的头、身、四肢等均为分模合制而成,并彩绘马眼、鼻、耳、及其他部位,皆与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所出的马俑相近,而从该墓中出土的竹牍纪年,知其修筑时间在汉文帝十三年,即公元前167年。
另外,从种类上看,冠帻站立俑多与咸阳杨家湾俑相似,发髻俑在杨俑中也有出现。至于发辫俑,在汉俑中尚未见到,而与发辫多样化的秦始皇兵马俑相比,虽然有差别,然更为简约而实用,似可以为秦时之遗风。
综上所述,我们推测这批兵马俑的时代,大体在西汉武帝时期或偏早。
这批兵马俑不仅数量众多、制作精良,且雕刻线条简练明快,生动传神,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它不象秦俑那样完全的写实雕塑,而是继承了我国传统雕塑的艺术风格,重其神而忽其形。就是对创作对象进行高度的提炼和概括,着重于写意,虽对有些俑的许多部位的处理是初级甚或似是不精确的。但是工匠们在塑造人物情态等方面可谓细致入微,并且在写意中已寓有夸张的手法。如指挥俑的五官隽秀,双目平视,神态安详,表情姿式庄重而潇洒,大有成竹在胸的指挥家风貌。仪卫俑则通过对衣纹的细节的刻划,显现稳重儒雅的性情。发辫俑则以丰满的面容来增加立体感,再通过紧张的面部肌肉,圆睁的双目,开张的嘴唇,来表达压抑、悲怆之情。而对发髻俑的刻划,着重于面部轮廓,将头塑造得比其它兵俑脸小而圆,眉脊细长而微翘,体现了年轻纯真而略带雅气的一面。此外,还用脸形的宽厚,前额的平阔,眼裂的细长,神情的持重来表现沉着英武的性格;用眼睛微开,紧抿的双唇表现以足智多谋,克敌制胜的决心;而五官端庄,神态自然者则似乎显示出机警过人,有充分的自信;鼻准内勾,双眉紧蹙则显示其神色严厉、冷峻、性格强悍,大有赴汤蹈火,一往无前的壮士风骨。对于马的刻划,更加细腻而生动,可谓着力颇多而又匠心独运,耸竖的双耳,机警敏捷,圆睁的双眼,奕奕有神采,笔直的鼻梁骨,筋骨暴强,嘴唇的弧线等无一不真实而传神,栩栩如生,充分表现了军阵中驷马的勃勃生气。
从总体上来说,这批兵马俑承袭了秦俑的制作水平,另一方面又继承或部分继承了楚文化的风格。它与战国楚墓中出土的木俑艺术风格颇为相近,似可以说是战国楚地木俑艺术的延续和更高阶段上的再现。这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战国以来,随着楚国的不断扩张,使得今苏、皖以及鲁东南一带为其势力范围,长期受楚文化的影响。史载汉高祖刘邦自幼受楚文化的熏陶,谙习楚风。他不但操楚音,喜楚舞,更善楚歌,曾对其宠姬戚夫人言道:“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史记·留侯世家》)。名扬海内外的“大风歌”亦是明证。另外,在官制、衣饰等方面亦多受楚俗的影响。徐州兵马俑中的许多兵俑便作楚式深衣。大将韩信因“习楚风俗”,被高祖徙封为楚王,都下邳(今徐州古邳一带)。刘邦的重要谋臣亦多是沛县人,沛原属宋地,公元前286年,齐、楚、魏灭宋,“参分其地,楚得其沛”,沛为楚地。因此楚地的风俗习惯对西汉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果说,在政治上“汉承秦制”的话,那么,在文化上则楚汉是一脉相承的。
徐州出土的兵马俑系作为陵墓的一部分,则必然有主墓,然究为何人陪葬以及陵墓的位置何在?无直接文献可查。
考察汉代的陵墓制度,结合徐州兵马俑的规模,便可肯定它决非一般地主贵族或官吏所能使用。按一般的规格,除了皇帝之外,则要是立有殊功的大臣或将领死后安葬,封建王朝所给予的最高荣誉,方能用军阵送葬。例如西汉霍去病死后,“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西汉大司马霍光死后,“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阵至茂陵,以送其葬。”(《汉书·霍光传》),东汉初,祭遵死后,“因其为将军,虽在军旅,心存王室,……。”“遣校尉发骑士四百人,披元甲兜鍪兵车军阵送葬。”(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引自《东观汉记》文)杨家湾出土的西汉兵马俑形象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徐州汉兵马俑主要表现的可能也是用军队送葬的形式。而兵马俑的主人不可能是西汉某代帝皇。因为徐州虽然是汉帝的故乡,据文献记载及实地的勘探皆排除其归葬故里的可能性。历西汉一代共有 十一个皇帝,皆葬于长安(今西安)一带。徐州一带虽出了不少汉时名将,但当时的习俗是以能袝葬帝陵为荣耀之事,因此,功臣名将千里归葬的可能性极小。我们推测,徐州兵马俑主人为西汉楚国的最高统治者——楚王的可能性最大。
大批西汉兵马俑在徐州的出土,并非纯属偶然。众所周知,徐州古称彭城,自古为九州之一,徐州在汉时以其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成为当时东方的主要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之一。加之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西汉时又是高祖故里,故此地不肯轻易授人,高祖刘邦先封大将韩信为楚王,后又封其弟刘交为王,是为楚元王。建都彭城(今徐州),西汉一代,共袭封十二世。因此,终西汉两百余年,以彭城为中心的一带地方一直是刘姓袭封为王。
兵马俑既具有祛邪去恶,保护墓主人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是墓主人生前拥有权力的集中表现。在礼制严格的封建汉王朝,各种生前礼仪制度不但十分详备,即使在死后丧葬的规格亦不能僭越,如周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楣五百被(具)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汙亚夫”,廷尉遽责亚夫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汉书·周亚夫列传》)又《汉书·韩延寿传》:“卖偶车马下里物者,弃之市道。”可见当时封建等级的严格。大规模兵马俑的使用必须经过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允诺。楚王及其家族在西汉一代受到汉帝的特别优待,如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为侯“,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第四代楚王的平陆侯刘礼。其他诸如封赏之事等,不一而足。有的楚王甚至因谋反事发而仍给予从宽发落。据文献记载:“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楚王就不应再领兵,而竟有如此规模的军阵,是否是一种礼仪上的优宠,还有待研究。
考察狮子山兵马俑附近的地理环境,我们便可看到,徐州兵马俑所恃形胜,它背倚狮子山,毗邻绣球山,北望骆驼山,西面为一开阔地,不远处有古泗水(今黄河故道)由西北向东南流过,这里正符合我国古代勘舆术中所谓“倚山襟水”的“风水之地”。在修建兵马俑原址博物馆大坝时,便在兵马俑附近发掘出土四十余座古墓葬,相当密集。可见此地向被古人们视为理想的安葬之所。另外,我们在勘查过程中,在狮子山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细绳纹板瓦残片、云纹瓦当、折曲纹铺地砖以及陶水管道等建筑构件和排水设施,说明狮子山附近原应有汉代的大型建筑,或与陵寝建筑有关。再结合兵马俑的排列方向等因素,我们估计兵马俑的主墓在其东傍的狮子山中有较大的可能。
根据徐州地区的考古发掘,我们得知,在徐州,比较大型的汉墓建筑,一般多用所谓的“依山为陵”的埋葬方法,如石桥洞山,出第六代楚王刘注银印的铜山小龟山,都是此种形制。估计兵马俑的主墓应基本相同。结论如何,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来证实。
原载于1987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此次稍作修改。